神仙渺冥之说，远在青霄以外，不可以形求也，以形求者，则自后代之设像始也。世传二仙唐时陵川乐氏二女，母始娠，感神光而生，继母□遇之，酷冬月单衣见胫，责□□号于野，泣血渍土，产苦□，赤叶班如，持以奉母，虐愈甚，移家壸关紫团山，使拾麦田遗穗，无所得，呼天以诉，黄龙□从空下，御之以升。代有灵迹。国朝崇宁壬午，王师讨西夏乏饷，二女显化饭军，赐号冲惠、冲淑真人，敕有司所在立庙，岁时奉祀。泽地与陵川错壤，父老咸欲以时盼飨，因其地僻路歧，瞻礼无由，公议建立行祠。与招贤馆众谋佥同，卜地于馆之头村西北高冈左侧。四远眺望，东有女娲圣窟，西有垂棘玉洞，南为凤凰山惠远公掷笔之台，北有龙门峡魏孝文□□□地，山环水绕，允为此方胜境。遂选匠庀材。雷动云集，经之营之，不日而成巨观。复绘壁以彩，绣像为金，宝珞庄严，入庙者凛然生敬。嗣是隆其禋祀，用以仰借灵庥，俾雨旸时若，年岁丰登，罔有疫灾。《礼》曰：「有功德于民则祀之」。此仙之功德。上既有以济夫国，下复有以庇于民也。余窃谓仙以人为凭依，人倚仙为福佑，所贵顺时报享，不疏不数，则与礼有合矣。庙成之日，众以记见委，辞不获已，自愧琐才，聊叙其仙之本，时大观丁亥也。

庆元丙辰十月晦日，郡守长□□晔日华同别乘闽清林文仲次章、寮寀玉牒不元卿、浚仪朱端伯正、楚圮杨󰛝材仲、福清许惠卿懋和、汴师董邦佐彦辅、庐陵杨端节直方、武夷詹克爱济夫、属籍善󰘻俊叔、温陵曾缜玉斧、富沙李蒙之亨夫、金陵何公鼎元镇、安国康永年椿老、湖湘张衣闻仲盖、东嘉国幼闻孟约晨炊于云骧阁，午集于此。󶥘徉松阴，列石如屏，郁然苍苍，映我座隅。已而散策小桥之间，大酌剧谭，宾主乐甚，毕景以归。约而不至者四人。

知得如此是病，即便不如此是药。若更问何由得如此，则是骑驴觅驴，只成一场闲说话矣。诚敬固非穷理不能，然一向如此牵连，说过前头，却恐蹉过脚下工夫也。

博文约礼，学者之初，须作两般理会而各尽其力，则久之见得功效，却能交相为助而打成一片。若合下便要两相倚靠，互相推托，则彼此担阁，都不成次第矣。然所谓博，非泛然广览杂记，掇拾异闻，以读多取胜之谓，此又不可不知。

「惟后非贤不乂」，言人君必任贤而后可以致治也；「惟贤非后不食」，言人君当任养贤之责也。高宗本意如此，问者疑其成病，固察之不详，而答者亦无一人说破此意，何耶？

《近思录》本为学者不能遍观诸先生之书，故掇其要切者，使有入道之渐。若已看得浃洽通晓，自当推类旁通，以致其博。若看得未熟，只此数卷之书尚不能晓会，何暇尽求头边所载之书而悉观之乎？又云少辍功夫，取而详味，不知是辍何功夫？此语尤不可晓。

义利之大分，武侯知之，有非他人所及者，亦其天资有过人处。若其细微之间，则不能无未察处。岂其学有未足故耶？观其读书之时，他人务为精熟，而己则独观大旨，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，而不务精熟，亦岂得无欠阙耶？若极言之，则以孟子、颜子亦未免有如此处。故横渠先生云，孟子之于圣人，犹是粗者。

以圣为志而忌立标准者，必有事焉而勿正也。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，心勿忘勿助长也。先难后获，意亦类此。

学者讲论思索，以求事物义理、圣贤指意，则当极其博。若论操存舍亡之间，则只此毫釐之间，便是天理人欲、死生存亡之分，至简至约，无许多比并较量、思前算后也。今问头自有病痛，答者又不能一剪剪断，直下剖判，言愈多而道愈远矣。

问者所谓思虑边义理上者，亦曰思所以处事之宜耳。但其语不庄，故正叔疑其误，而直卿亦似未得其语意也。

程子曰，动静者阴阳之本，况五气交运，则益参差不齐矣。赋形之类，宜其杂揉者众，而精一者间或值焉。以此观之，则阳一阴二之云，恐亦未可以为非也。盖理则纯粹至善，而气则杂揉不齐。内君子，外小人，凡所以抑阴而扶阳者，乃顺乎理以裁成辅相而济夫气数之不及者也，又何病乎？

乡原是一种小廉曲谨、阿世徇俗之人，今曰（云云，）非其义也。又云胸怀明爽，一日千里者，此为实曾用力之人，与他说虽善而未必实有功夫者不同。然其迫切之病，骄吝之私，亦非他人所及也。又有谓堕于习俗之见、释氏之善者，杜门独善则可，此亦非是，更思之。

见善明是平日功夫，用心刚是临事决断，二者皆不可阙，而当以平日功夫为先。不然，则其所谓刚者，未必不为狂妄激发过中之行矣。

《春秋》之为书，辞约而例繁。欲其严也，故其辞约；欲其明也，故其例繁。例者，辞之情也，然则学者当比例而索辞，然后可也。例不胜其多，故有与为例，而疑于义者著之，无与为例，而不疑于义者不著也，其要在是矣。呜呼！不知例要而欲知《春秋》，是犹舍舟楫之用而以济夫川渎者也。

备数玉牒脩纂，供职以来，略阅数十年间已进之书及日下将进之草，其体制容有未定，所书凡例亦多乖牾。盖玉牒专书，一代大事，视昔迁、固，实为帝纪。而元降格目，内分十条，若尽用迁、固帝纪之体，诚为太简，然而职以文士，彻之圣聪，金笺宝匣，藏于秘殿。若止一切沿袭案牍之词，如书军人口累重大钱，如书宗子济夫为患、行孝救母等语，登之简册，似不雅驯。颖等所谓体制之未定者此也。至于每年之事有当书而不书者，如嘉泰元年三月二十八日之火，此大灾也而不书；雪寒阴雨、放房地钱，此细事也，而累书之。若此之类不胜其多，则书不书未有定例也。科举之诏三岁一下，而或书或不书；金国使命每岁三遣，而或并书以名，或分书而及其官。若此之类不胜其多，则所书之法未有定例也。所谓凡例之乖牾者此也。今欲得稍变案牍鄙俚之语，使之成文，可读可传，定为玉牒之体制。仍欲开具某事为当书，某事为不当书，即于逐事著成数语，仍编成一册，定为玉牒之凡例。如此则自此以往，上下官吏遵为成式，先后编集不至异同。至有非常之事，即俾修纂之人自立言辞，铺叙本末，随事删润，以为成书。庶几宝藏，传之万世，不负圣朝任使之意。乞明降指挥，以凭修定。